文物说 | 烽火岁月里的课本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：战时教育的基石
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，侵占中国东北三省，随后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，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，提出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团结一切力量，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，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，并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谈判。经过多方努力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，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等条件，这一事件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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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（右）、叶剑英（中）、秦邦宪（左）赴西安参加谈判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，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，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政策。1937年9月22日，国民党通讯社发表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，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，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。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，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。[1]抗战时期，国共双方以共同抗日为前提，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发展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战时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国统区的教育：调整与发展
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破坏，国民政府实施战时教育体制。国民党的教育宗旨仍以修改选择过的三民主义为指导中心。1937年8月《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》颁布，国民政府提出“战时须作平时看”的教育方针，要求以“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”为主旨，否决了教育界一部分人士主张变更教育制度的合理要求。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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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革命博物馆藏 抗战时期民众训练及小学校用《战时读本》（初级第一册）三级文物
1938年，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《抗战建国纲领》，明确了教育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，从改订教育制度到训练各类人才，每一环节都旨在增强抗战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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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正在上课
这一时期国统区的教育政策体现着强烈的遵从性。[3]通过推行训育制、导师制、国民教育制度等办法，来增强领袖的权威，增强其对教育的操作和指挥，以加强教育的适应性来满足战时需要。
解放区的教育：创新与活力
1937年，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遭遇连续挫败，大片国土沦陷，民族危机空前深重。这一时刻，国内弥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：“亡国论”和“速胜论”。毛泽东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，并根据中日两国的特点和国际形势，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。
1938年10月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《论新阶段——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》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关于“实行抗战教育政策，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”的主张，同时指出：第一、 改订学制，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，改变管理制度，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。第二、创设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，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。第三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，组织各种补习学校、识字运动、戏剧运动、歌咏运动、体育运动，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，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。第四、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，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。……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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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革命博物馆藏 民国时期解放区学生课本残件
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教育政策的指导下，创建了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、普通教育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体系。积极恢复和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,还进行了小学教育的改革工作，编印了适合抗战和生产需要的教材。同时，还组织青年儿童参加站岗、放哨、送信、募捐等社会活动以及校内外的各种生产劳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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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延安一所学校里的孩子们
同时，各抗日根据地还广泛地开办民众学校和其他识字教学组织，大力消灭文盲，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，使他们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。
抗战时期教育：精神与文化的传承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为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，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在抗日战争这一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，教育都紧密围绕抗日救亡的主题展开，将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。
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，教育事业不仅没有被战火摧毁，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蓬勃发展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特殊时期百折不挠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